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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隱的詩 李商隱詩集大全 李商隱代表作賞析

      李商隱的詩廣納前人所長,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頓挫,融齊梁詩的華麗濃艷,學李賀詩的鬼異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纏綿、綺麗、精巧的風格。李詩還善于用典,借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隱秘難言的意思得以表達。

     

      李商隱代表作欣賞

     

      李商隱(813--858)詩繼承、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技巧,成就很高。就內容而言,有政治詩、詠史詩、寫景詠物詩和愛情詩幾方面。李商隱的政治詩中《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安定城樓》較為出色,表達了奮發進取的精神;他的詠史詩《賈生》、《隋宮》構思新巧、措詞委婉、意蘊深長;詠物寫景詩也有驚人之筆,如《登樂游原》,境界蒼涼悲壯,意蘊含蓄。他的愛情詩是最為人們廣泛傳誦的。他常取名《無題》,或以詩中兩字為題做為此類詩的題目,后人就把無題詩作為愛情詩的別稱。其實李商隱的無題詩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隱晦朦朧的愛情詩。詩人的對象和戀情在當時是不能公開的,寫相思又無法直說,所以寫得迷離恍惚。另一種則是借戀情而寄托激憤,抒發感慨,就象他自己所說:“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以他的兩首《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和“相見時難別亦難”為例,前一首寫有情男女無法如愿的苦楚,后一首刻畫了陷入絕境的愛情,詩情變幻迷離,難以捉摸。

      李商隱,男,漢族,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詩人。婉約派,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市或博愛縣),生于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詩作文學價值很高,于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47年)進士及第。曾任弘農尉、佐幕 府、東川節度使判官等職。早期,李商隱因文才而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后因李黨的王茂元愛其才而將女兒嫁給他,他因此而遭到牛黨的排斥。此后,李商隱便在牛李兩黨爭斗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于各藩鎮幕僚當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終身。晚唐唐詩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大不如前的趨勢,而李商隱卻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兩人并稱“小李杜”,與李賀、李白合稱三李。有《李義山詩集》。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濃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但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鄉沁陽(今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據《新唐書》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賦》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李商隱(約813~約858),唐代詩人。字義山,號玉谿生,又號樊南生。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自祖父起,遷居鄭州滎陽(今屬河南)。自稱與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幾代都只做到縣令縣尉、州郡僚佐一類下級官員。所謂“宗緒衰微,簪纓殆歇”(《祭處士房叔父文》)、“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姐文》),這類自述真實地反映了他比較寒微的處境。

      李商隱一生經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宗開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時期。他幼時隨父到浙江。 九歲父死,奉喪侍母歸鄭州。后數年間,他和弟弟羲叟隨堂叔李某學習經書與文章。十六歲著有《才論》《圣論》,以古文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829),受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愛其才,讓兒子令狐绹和他交游,并親自指點他寫作駢文,因又以擅長駢體章奏聞名當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調任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隱隨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時期在兗海觀察使崔戎幕府逗留。開成二年登進士第。

      這個階段存留的詩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開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會政治的詩篇,如《隋師東》《有感二首》《重有感》《壽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等,指事陳情,激切感人,顯示了青年詩人關懷國家命運的抱負和器識。另一些作品以比興寄托的手法抒寫作者的凌云壯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筍呈座中》和《無題》“八歲偷照鏡”,筆意宛轉,風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應酬詩和艷體詩。

      第二階段,從開成三年,到武宗會昌六年(846年),是李商隱踏上仕途和開始卷入黨爭旋渦的中年時期。開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詩人失去憑依,于次年到涇州(今甘肅涇川縣)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兒。當時,唐王朝內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兩大官僚集團的斗爭,正進入白熱化階段。令狐楚父子屬牛黨,王茂元則接近李黨。李商隱轉依王茂元門下,在他本人雖并無黨派門戶之見,而令狐绹及牛黨中人卻認為他“背恩”、“無行”(《舊唐書·李商隱傳》),極力加以排擯。從此他陷入朋黨相爭的峽谷,成了政爭的犧牲品。這年春天,他參與博學宏詞科考試,先為考官所取,復審時卻
    被中書省內有勢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釋褐為秘書省校書郎,后調任弘農縣尉,又因“活獄”事忤觸上司,幾乎罷官。開成五年冬,辭尉職,求他調,到會昌二年以書判拔萃,重入秘書省為正字。不久又因母喪居家。會昌五年冬服滿后返職。

      這一階段坎坷不平的人生歷程,促使詩人的創作向縱深發展。題材比前期寬廣,包括感時、抒懷、言情、贈答、行旅、田園、詠史、詠物許多方面。詩中感情更為沉郁,表達愈加婉曲,藝術上達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樓》《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贈劉司戶蕡》《哭劉蕡》。另一方面,消極頹廢的思想和綺靡俗艷的詩作也有所發展,如《鏡檻》《曲池》《縣中惱飲席》《花下醉》。

      第三階段,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以后,是李商隱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會昌年間得勢的李德裕黨紛遭貶逐。宣宗大中四年(850),令狐綯做了宰相,李商隱受到進一步壓抑。他在京沒有出路,只好到遠方幕府去安身。 從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廣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臺)隨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 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擊。居東川時,常抑郁不歡,頂禮佛教,甚至想出家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罷,詩人返歸長安。次年任鹽鐵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罷職回鄭州閑居。大約就在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無定的生涯,使詩人后期的詩風變化更為多樣,詩境也日趨老成。在桂州時,除寫了一些風神搖曳、氣韻渾成的寫景抒情詩如《晚晴》《訪秋》《城上》《高松》以外,還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寫了反映異域民俗風物、具有鮮明地方色彩的風土詩,如《桂林》《即日(桂林聞舊說)》《異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之時,一度情緒較昂揚,唱出高歌慷慨、興會淋漓的長篇古風《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和《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但喪妻后及任職梓州幕府期間,轉而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東風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時仍保持對國事的憂慮,寫下象《井絡》《武侯廟古柏》《杜工部蜀中離席》《籌筆驛》之類吊古傷時、蒼涼悲壯的名篇。而到了頹年鄉居時寫的《幽居冬暮》,則又一變激楚頓宕為深沉凝重,將無窮的悲憤含蓄在凄清衰颯的意境畫面之中,發人深思,令人嘆惋。

      李商隱的詩歌流傳下來的約六百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占了相當比重。他的政治詩反映面廣,開掘有一定深度。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記述大和末年震動朝野的“甘露事變”,對宦官幽禁文宗、屠殺士民的專制暴行痛加抨擊,這在當時需要有不尋常的政治膽識。《隋師東》《壽安公主出降》反對藩鎮割據,但不限于斥責軍閥的野心,并能夠聯系朝廷政治的腐敗和政策的失誤作批判性考察,認識比較深刻。《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哭虔州楊侍郎》對朋黨相爭及其禍害作了真切揭露,《漢南書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鞏固邊防、和睦民族關系的主張,都有一定的思想價值。尤其是長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從眼前農村殘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二百年來治亂盛衰的歷史變化,對唐代政治作了系統的總結回顧,成為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以后難得的詩史。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沒落的年代,詩人盡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樓》)的雄心,卻找不到解救危機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數圣君賢相身上。詩中較多地揭露統治階級的腐敗,抒發士人失意的憤懣,較少反映下層人民的疾苦,也是一個缺陷。

      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于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這些作品往往選擇歷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誤國作為表現的主題,或嘲諷其求仙,如《漢宮》《華岳下題西王母廟》;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齊二首》;或針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宮二首》;或批評其宴樂無極,如《陳后宮》《南朝》,諷喻現實政治的用意十分明顯。詩人批判的矛頭有時直接對準本朝皇帝,象《過景陵》譏刺唐憲宗求長生而致暴折,《馬嵬》《龍池》《華清宮》《驪山有感》譴責唐玄宗貪女色而召禍亂,用筆尖利,略無諱飾,被指責為“乖大體”(《李義山詩集輯評》引紀昀語)、“傷名教”(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寫法上,大多采用律絕近體的形式,截取歷史上的特定場景加以鋪染。或“有案無斷”(《玉谿生詩集箋注》引錢良擇語),不著議論,如《北齊》之二;或敘議結合,唱嘆有情,如《賈生》;或從小物寄慨,關合興亡大局,如《齊宮詞》;或由虛想落筆,引出實在題旨,如《瑤池》,都能深入一點,即小見大,把精警的立意蘊含在歷史畫面的傳神白描中,具有詞微而顯、意深而永的藝術效果。

      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造。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讀來令人回腸蕩氣。由于它們寫得比較隱晦曲折,千百年來解說紛紜,穿鑿附會更不在少數。今天看來,這些詩篇并非一時一地之作,也沒有統一的構思貫串起來,而是詩人生活中隨時觸發的各種感受與興會的點滴結晶。其中,有實寫愛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風”;有明屬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長眉畫了繡簾開”;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來月已低”“戶外重陰黯不開”(這兩首,現題為《留贈畏之》,而在較早的選本中作《無題》);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處哀箏隨急管”“重幃深下莫愁堂”;還有一些興寄難明,托意在有無之間,頗難指實。盡管內容各別,大都屬于詩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緒復雜難以用題目概括的情況,統名之為“無題”。其中少數寫艷情的篇什,口吻輕薄,色調浮靡,在詩人作品中屬于下乘;多數篇章則能夠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繪女子嬌情媚態的陳腐格局,寫出男女真誠相愛、纏綿執著的情思。所謂“意多沉至,詞不纖佻”(施補華《峴傭說詩》),是對它們的確切評語。但這些作品的意義,不限于表現一往情深的戀愛生活。那些實有寄托的詩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無之間的作品,集中抒寫悲劇性愛情相思,那種期待與失望、痛苦與留戀、執著與彷徨交織一起的矛盾心情,實際上與整個時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這也正是無題詩吸引后來各時代人們去反復誦讀和把玩的一個重要原因。

      詩人還有一部分抒情詠物的名篇。他的抒情詩往往以深摯的感情、細膩的筆觸,傳達出晚唐這一特定時代條件下受壓抑文人苦悶憂痛的心聲,從一個側面展現了社會衰敗的面影;而其濃重的感傷氣息,則難免給人帶來某種不健康的影響。他的詠物詩不僅以體物工切、摹寫入微見長,還能夠通過典型特征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烘染,表達出事物的內在神韻,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懷。象“客散初晴后,僧來不語時”(《高松》),全靠周圍景物組合成恬靜清幽的畫面,烘托松樹高潔不凡的品格;或者像“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蟬》),寫蟬的悲鳴無告,一直寫到它幻覺般的心理感受,手法是很新穎的。

      李商隱詩歌在藝術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情致深蘊,是其根本特征。無論感時、抒懷、吊古、詠物或言情諸作,莫不滲透著詩人的真情實感,具有一唱三嘆的韻味。像歷來傳誦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無題二首》),廖廖十四個字,把那種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悅,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貴和愈有默契愈覺得阻隔難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極其深刻動人。再如,“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無題四首》),表面上寫絕望的悲哀,骨子里卻又透露了絕望掩蓋下相思如春花萌發、不可抑止的熾熱情懷,顯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 劉熙載所謂“深情綿邈”(《藝概·詩概》),張采田所謂“哀感沉綿”(《李義山詩辨正》),都是指他詩歌的這個特點。

      李商隱詩歌的抒情,較少采用直抒胸臆方式,而特別致力于婉曲見意。詩人喜歡把自己的藝術構思錘煉得千回百轉,一波三折。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環境景物的描繪來渲染氣氛,烘托情思,如《日射》《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兗》。他善于驅遣想象,將實事實情轉化為虛擬的情境畫面,如《夜雨寄北》《嫦娥》。他愛好繡織麗字,鑲嵌典故,細針密線,襞襀重重,造成光怪陸離而又朦朧隱約的詩歌意象,如《錦瑟》《碧城三首》。他又大量運用比興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諷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興深微,寓意空靈,索解無端,而又余味無窮。前人說他“總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語,幽咽迷離,或彼或此,忽斷忽續,所謂善于埋沒意緒者”(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分析是很中肯的。當然,刻意求深求曲,也會帶來晦澀費解的弊病。詩人的一部分作品迷離恍惚,旨意難明,有的甚至成為千古揭不破的“詩謎”,導致妄為比附、影射的索隱風氣,他是不能辭其咎的。

      婉曲見意的表現形式,同“深情綿邈”的內涵相結合,做到“寄托深而措辭婉”(葉燮《原詩》),這就是李商隱詩歌的基本風格。處在晚唐采縟藻繁的詩風影響下,李商隱詩歌也自有富麗精工一面。但他不局限于華艷,而能夠在秾麗之中時帶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是跟他情深詞婉的作風分不開的。約略同時而辭采相近的作家中,如果說李賀的特點是瑰奇,杜牧是俊爽,溫庭筠是綺密,那么李商隱恰恰就是深婉。北宋西崑體作者專取他的典麗,丟棄了他的深情遠意,實在是襲貌遺神,得其糟粕。

      李商隱詩歌藝術的成就,與他多方面地學習前人密切相關。他的惻愴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現形式源于屈原,傷時憂國的懷抱和精嚴頓挫的律法承自杜甫,轉折層深的構思方式由李賀得到啟發,詞旨隱晦的作風受阮籍的影響,而清新流麗的語言顯然脫胎于六朝民歌和齊梁文人詩。此外,他的某些長篇古風雄直恣放,格局恢張,接近韓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寫景的小詩,則又淡語天成,綽約多姿,不失盛唐絕句的風味。這多方面的傳統,詩人都吸收、融鑄到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中來,在唐代詩壇上獨辟蹊徑,開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詩歌藝術不僅哺育了從晚唐的唐彥謙、吳融、韓偓直至清代錢謙益、吳偉業、黃景仁、龔自珍、李希圣、樊增祥諸詩人,還流衍于后世詞壇,直接影響了一部分婉約派詞家。

      詩歌以外,李商隱的駢文在當時相當出名,不僅屬對工整,用事精切,且能疏密相間,氣韻自然,有別于晚唐一般四六文章之以饾饤華贍為能事。代表作如:《奠相國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姐文》以及為辭樂籍而作的《上河東公啟》,寫得情真意切,委宛動人,在精密的文句組織中參以一定的白描成分,讀來幾令人不覺得是駢體。不過在他的駢文中,一大部分屬于官場應酬文字,內容比較貧乏。

      李商隱散文留存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之處。《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后序》高度評價元結的文章,用駢散參錯的句式和一連串奇特的比喻描述他的文風,形象鮮明,氣勢跳脫,當得起“為文瑰邁奇古”(《新唐書》本傳) 的評語。 特別是文中為元結“不師孔氏”辯護,放言質問“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與《上崔華州書》中作者自述反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而提倡“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的文學主張是一致的,反映了他追求思想解放的傾向。《李賀小傳》以同情的筆調記述李賀的生平逸事,《齊魯二生》給兩位才行殊異的文士作傳,都寫得妙趣橫生,有傳奇小說風味。《虱賦》和《蝎賦》則是兩篇雜文體短賦,意在諷世,與唐末羅隱、陸龜蒙的小品文異曲而同工。

      本集和研究資料。李商隱詩,編成《李義山詩集》,有明汲古閣刻本和《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均為三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間毗陵蔣氏刻六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七卷,均無注。給他的詩作注的,據記載宋有劉克、張文亮兩家,后不傳。明末釋道源注李詩,書未刊行。清初朱鶴齡吸取其部分成果,加以補充發揮,撰成《李義山詩注》三卷,附有年譜,是最早的李詩箋本。后來沈厚塽將何焯、朱彝尊、紀昀三家評語輯入朱注本中,成為通行的《李義山詩集輯評》。清雍正、乾隆年間,為李商隱詩作注解的還有陸昆曾、程夢星、姚培謙、屈復諸家,以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最受人稱道。

      李商隱文,據《新唐書·藝文志》記載,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賦一卷、文一卷,《宋史·藝文志》所載,則更有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俱散佚。朱鶴齡從《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中重新錄出匯編,徐炯、徐樹谷加以補充和箋注,成為《李義山文集箋注》十卷。又有《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李義山文集》五卷。馮浩則據徐氏箋本分類按年編成《樊南文集詳注》八卷,收文一百五十篇。道光、咸豐年間,錢振倫從《全唐文》中又輯錄出馮氏未收的李商隱駢文二百余篇,編成《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與其弟錢振常分任箋注,并附年譜訂誤。

      關于李商隱的生平事跡,新、舊《唐書》都有本傳,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補充了一些逸事。朱鶴齡撰成年譜,功在首創,而疏漏亦多。經馮浩改訂后,詩人一生的行蹤才歷歷在目,詩文編年也基本上有了著落。但馮氏未及見李商隱文集的補編部分,在材料掌握上仍有不少遺漏舛誤之處。以后,錢振倫依據《補編》所收文章,對馮譜作了若干訂誤。近人張采田則在馮、錢等人基礎上,撰成《玉谿生年譜會箋》,搜輯大量史料,進一步考訂了詩人的身世和詩文編年,對許多作品的寫作背景和意圖作了新的探索,是研究李商隱生平和創作的專著。但書中過于強調“深探心曲”的方法,臆測附會的地方仍時有所見,考訂失誤也在所難免,岑仲勉有專文《〈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加以辨正。張氏另撰有《李義山詩辨正》,內容主要是駁正何焯、朱彝尊、紀昀三家評語,涉及對李商隱各首詩的理解,可與《年譜會箋》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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